“如果将科技巨头比作拥有奔腾之力的烈马永旺配资，那么反垄断制度就是规范巨头行为的‘缰绳’。反垄断监管的目的并不是驯服马匹，而是确保赛场上所有马匹都能公平奔跑。”黄志雄说。
7月24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泉州举行。在当天下午的主论坛上，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院长黄志雄发布了该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法的实践与展望》（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全球主要法域监管实践的细致观察，试图厘清其背后的理论争鸣、实践困境与未来趋势。
《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其中可勾勒出的一条未来主线是：人工智能将成为反垄断执法的核心关注。对AI价值链关键节点的控制以及大型科技企业与AI初创公司之间的非传统合作关系，将受到持续严格的审查。
反垄断执法机构强化对整个AI价值链的审查
《报告》提及，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AI的崛起，已迅速将自身推向了全球反垄断监管的风口浪尖。为此，执法机构加强了对整个AI价值链的审查，以识别潜在的竞争瓶颈。
AI为何会引发竞争担忧？此前有专家向南都·反垄断前沿分析，大型科技公司已在诸多领域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在AI方面也表现出很强的控制力。类似数据、算力、基础设施等资源越来越多地被一小部分公司所掌握，反垄断监管机构对此保持高度关注。还有声音认为，人们越来越担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利用其竞争优势，在AI基本生产要素方面设置进入壁垒。
武汉大学副教授周围是这份报告的牵头人。他告诉南都·反垄断前沿，目前反垄断执法机构最大的担忧来自研发环节，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法国都针对巨头和AI初创企业的投资合作行为展开了调查——“这种投资合作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集中交易，但是能够产生类似集中的市场隐忧。”
比如，微软对Open AI的投资行为，在美国和欧盟面临反垄断调查；亚马逊、谷歌加注投资初创AI公司Anthropic也引起竞争担忧，英国明确表示将评估这笔投资是否会损害英国市场竞争。
《报告》指出，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主要云服务提供商的审查日益严格。这些公司不仅提供关键的计算基础设施，同时也在开发自己的AI模型永旺配资，并与领先的AI初创公司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监管担忧，这可能进一步巩固这些巨头在云服务和AI模型领域的权力，强化对云计算基础设置的控制。
同时《报告》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将更加关注大型科技企业与AI初创企业之间的非传统合作关系，如少数股权投资、人才收购以及复杂的战略合作。这些交易将被仔细甄别，以判断其是否构成了规避传统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事实上的合并”。
值得一提的还有全球AI芯片巨头英伟达。7月9日美股开盘，英伟达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的公司。从2023年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到现在飙升至4万亿美元，英伟达只用了两年多就登顶全球市值冠军。
但与此同时，英伟达这两年收到了多张反垄断“黄牌”警告，面临来自美国、欧盟、英国和法国的审查。去年12月，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依法对英伟达公司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报告》分析认为，执法机构一方面重点关注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是否存在捆绑销售或限制客户使用竞争对手产品等排他性行为；另一方面则普遍关注控制海量专有数据集的公司，可能会获得无法逾越的竞争优势。
在AI反垄断监管中，《报告》还提到，执法机构普遍采用数字生态系统的视角来审视竞争，即大型科技企业是否控制了AI价值链的关键层（数据、算力、模型、应用)，以及这种控制权如何被用来排挤相邻层次的竞争。
数字经济反垄断目标转变，更关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新一轮科技的爆发式增长，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也让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据黄志雄介绍，当前财富和权力正向少数大型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日益引发社会的普遍忧虑，反垄断执法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同时实现传统消费者福利、培育产业冠军和保障颠覆性创新等三个目标。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反垄断的理论、工具和目标正在被调整、改造，甚至被彻底重塑。
以反垄断目标为例，《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正掀起一场反思传统反垄断目标的浪潮，其核心是超越仅关注价格效应的狭隘“消费者福利”标准。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数字服务是免费供消费者使用的，这使得基于价格的损害理论难以适用。
因此，执法机构开始将公平、机会、财富分配、可持续性以及创新保护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纳入反垄断的考量范围。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欧盟《数字市场法》对“可竞争性”尤其关注。
《报告》还聚焦数字经济反垄断与全球化的背景。黄志雄提到，全球数字贸易与数据流动的总量在高速增长，但治理规则正日益碎片化。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世界通过数字化实现了更紧密的连接，但在这些连接之上进行全球化运营，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昂贵。
“资源雄厚的大型科技企业能更好应对不同法域复杂甚至冲突的法规，而初创企业则可能因高昂的合规成本而却步。因此，旨在约束巨头的监管行动，客观上可能反而提高了市场准入壁垒。”黄志雄说。
展望未来，《报告》认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旧的规则正在失效，新的范式正在形成。同时报告尝试勾勒出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四条未来主线：
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反垄断执法的核心关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审查将贯穿整个人工智能价值链——从上游的芯片、数据和算力，到中游的基础模型，再到下游的应用层。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在不扼杀创新的前提下，有效防止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是监管面临的核心挑战。《报告》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将极力达成一种平衡：既要防止现有巨头利用其资源优势扼杀竞争，又要避免过度干预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发展造成“寒蝉效应”。
二是事前监管模式将继续向全球扩散。日本、印度、巴西陆续推出本土化的事前监管方案后，更多国家也在考虑或引入类似的“事前规则”。各国将根据本国国情，对发轫于欧盟的“守门人”制度进行修改和应用。
三是反垄断救济措施将不断演化。除了“行为”与“结构”的持续博弈，以数据可携性和互操作性为代表的“第三条路径”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告》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越来越多地强制要求平台开放数据接口，以降低用户转换成本，削弱网络效应的锁定作用，数据可携带性和互操作性将成为反垄断救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如何平衡数据共享带来的竞争效益与潜在的隐私和安全风险，将是一大焦点议题。
四是隐私保护与竞争法的协同将走向深化。数据保护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合作将成为常态。具体表现为永旺配资，侵犯隐私行为可能被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关键证据之一。同时，在涉及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的案件中，跨部门的联合调查和信息共享将成为标准流程，以确保监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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